救恩的恩典——张大卫牧师


Ⅰ. 的罪上帝的恩典

在正式讲解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核心主题之前,张大卫牧师先强调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中使徒保罗写下的“赞美和感恩的理由”。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保罗说道:“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1:10),这不仅仅关乎个人得救,更揭示了“历史的大方向”。张大卫牧师解释说,历史被分为公元前(B.C.)与公元后(A.D.),本身就表明“基督降临”是历史的核心事件。也就是说,历史正处于“在基督里走向合一的宏大进程”之中,这同时预示着“末世论的异象”,也是“崭新的开始”。

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中,张大卫牧师提到,他通常会对初次来到教会的人讲解“四灵理”(通常概括为“创造-罪-基督-救恩”),但他会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上帝的国”这一环节,扩展为“创造-罪-藉着基督的救恩-上帝的国”。其原因在于,整本圣经最终都朝着恢复并成全上帝之国的方向展开。他指出,上帝的国已经藉着耶稣基督的初临和十字架的代赎而开始,如今依然在不断扩展,并将在最终得以完全。所以,基督信仰并不止于个人得救,而是在“历史救恩”的广阔层面中,终极地盼望上帝之国的降临。

张大卫牧师指出,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说到“有理由赞美”,凡领受了救恩恩典的人,自然会涌现出赞美和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充满了赞美与祷告。他强调:“我们应当为什么祷告,这在保罗的祷告中成为模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第一章后半部分保罗的祷告内容。那不是表面的愿望,而是关于上帝救赎计划与统治,并且祈求圣灵赐予人属灵的智慧和启示。保罗用“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样的表达,意在祈求的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而是藉着“内心的苏醒”来领悟上帝的旨意。

在此脉络下,张大卫牧师自然而然地将视线转向人类的堕落与罪的问题。起初,上帝创造了美好的世界,尤其将人按着自己的形象造出来,并称之为“甚好”。然而,因为罪的缘故,人类堕落,与上帝的关系断绝,从而陷入无序与混乱之中。他引用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中撒母耳对扫罗王所说的话“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来作类比,指出人类堕落的根源就在于“人自己先背弃了上帝”。张大卫牧师解释道:“这就是圣经所揭示的深层世界”,许多人犯罪离开上帝,却反过来责怪上帝似乎舍弃了他们,但实际上是人类先转身背离上帝,于是成为“在愤怒之下”的对象。

尽管如此,上帝对罪人的怜悯与爱却毫无穷尽。他差遣爱子来到这个罪恶之中,为要拯救人类,并借着约翰福音3章16节所宣告的“将独生子赐给他们”的福音来邀请全人类。张大卫牧师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事件是一场“代赎(Redemption)”的事件。古代“赎良(指用金钱买下奴隶并将其释放)”的概念,正好能说明:耶稣以最宝贵的代价——舍弃自己的生命——把原本作罪奴的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正因为如此,在提到“创造-罪-基督-救恩”这典型“四灵理”时,张大卫牧师额外强调整个圣经最终都归结到“上帝的国”这一大前提,并借着以弗所书中“在基督里使万有同归于一”的启示,阐明了上帝的救恩史何等宏伟又清晰。

结果,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结论可总结为“赞美”和“祈祷”。就像从保罗的告白中所看见的那样,罪人借着上帝的恩典得救后,便会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感恩的赞美,并且也会“以圣洁的祈祷”来恳求更深地领悟和体验这恩典。张大卫牧师解释说,“对于恩典的认知”越深,人类的祷告就越能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瞄准上帝之国与历史救恩。以弗所书独特的“规模感”正体现在这里——它同时贯穿“历史与救恩”,这是这封书信的鲜明特征之一。


Ⅱ. 罪,以及救恩的确据

张大卫牧师接着进入以弗所书第二章,强调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参弗2:1)这一宣告带来的强烈反转。保罗在第一章末尾已宣示“历史最终要在基督里合一”,而第二章继续揭示了这合一的过程究竟是如何从“死亡转向生命”那样惊心动魄。

首先,他强调了第二章第一节中“过犯(παράπτωμα, paraptōma)”和“罪(ἁμαρτία, hamartia)”的区别。张大卫牧师解释说,“过犯”意味着“偏离轨道(fall away)”,指人原本应该有一条(上帝所赐的)正道,却偏离了它。宇宙万物都围绕太阳各自有轨道运转,自然界和动植物也遵循它们既定的法则,唯独人类偏离了创造的秩序和道路。而“罪(hamartia)”的词源是“未能命中靶心(missing the mark)”,它所描述的状态是未能正中靶心,于是所有秩序被打乱,从而导致混乱与无序。

张大卫牧师进一步指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这段经文,显示人的罪不仅是个人层面的罪性,更是“顺服空中掌权者(撒但)”所把持的世界潮流而活在其中的“结构性罪恶”。很多人把罪看作与上帝无关,或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但圣经指出在这背后有“空中掌权的恶者”,它通过主宰世上的思潮(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等)最大程度地煽动并放大罪的暗流。以弗所城当时就以敬拜女神亚底米(阿尔忒弥斯)闻名,各种淫乱、败坏的风气和偶像崇拜盛行。张大卫牧师认为,只有意识到当时的人们在“拜偶像、淫乱和腐败文化”中随波逐流,才能理解保罗所说的“随从这世界的风俗和空中掌权者”。因此,以弗所书所谈到的“顺着今世风俗并跟随空中掌权者”的情形,不是空洞抽象的说辞,而是在当时非常现实的罪恶状况。

同时,张大卫牧师提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中“本为可怒之子”的说法,与罗马书第一章里保罗对“上帝的忿怒临到那些以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的论述相一致。说到“上帝的忿怒”,现代人往往误以为这与上帝的慈爱相冲突,但按照张大卫牧师的解释,上帝发怒的原因在于“人离弃了上帝、自甘堕落并拜偶像,彼此侵犯伤害”。因此,上帝的忿怒并不是和爱对立的概念,而是圣洁的上帝憎恶罪恶、且为了恢复秩序所彰显的“公义审判”。人离开了上帝的正轨,理当成为“忿怒的对象”;但同时,上帝也依旧怜悯人并为他们打开了救恩之门。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宣告的反转信息。

“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参弗2:4-5)。从这节经文里,张大卫牧师再次强调,救恩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虽然人离弃了上帝,但上帝却从未放弃人类,甚至不惜舍弃爱子,让罪人得到永生。因此,以弗所书第二章8-9节清楚指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对此,张大卫牧师强调“得救完全是上帝的礼物,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功劳或义行”。这是我们不可忘记的真理。

为了更突出“救恩是先于行为的恩典”这一核心,张大卫牧师提到宗教改革时期就被反复宣讲的“Sola Gratia(唯独恩典)”,提醒信徒要牢记“恩典”与“信心”的关系:先有恩典,然后人借着信心来接受。无论我们行出多少好行为,也不可能先于恩典而存在。保罗也宣告:“这样就没有可夸的了”(参弗2:9)。张大卫牧师用“不要往葡萄酒里掺水”的比喻形象地说明:绝对不能把行为的功劳混入上帝纯粹的恩典之中,救恩的绝对性正是基督信仰的根基。

接着,他阐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弗2:10)中的希腊词“ποίημα(poiēma)”,意思是“在基督里重新被造的作品”。张大卫牧师再度强调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一真理,说明救恩不仅是罪得赦免、免去刑罚,而是存在本质被重新塑造的“根本性再创造”。紧接着,以弗所书2章10节提到:“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阐明了救恩的目的在于使我们成为“去行善”的人。张大卫牧师由此劝勉信徒:既然我们是藉着信心、因着恩典得救的,那就当在世上活出“善行”的样式,作光作盐,并欢喜地走在上帝早已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

以弗所书第二章1-10节所揭示的“从死到生的转变”,正是指向从过犯与罪中偏离正轨、射偏靶心的人类,得着主“在基督里再度唤醒”的事实。张大卫牧师强调,这是“我们一生都应当为之感谢并颂扬的福音核心”。对于那些陷在罪中、原本看似绝望无意义的人生,上帝却以极大的怜悯和大爱让他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起、一同坐在天上”,使我们得以进入荣耀之中。因此,我们的人生便能成为一首“感恩的诗”。


Ⅲ. 面向上帝的的确据

张大卫牧师将以弗所书第一、二章的贯穿主题总结为:“作为历史终末与新开端的耶稣基督的降临。”以弗所书一章10节里说“要照所安排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时,清楚指出了历史的走向和终点何在。耶稣基督既是旧约的结局,也是新约的开端,正如启示录所宣告的:“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祂同时是历史的起点与终点。张大卫牧师借用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的“欧米伽点(Omega Point)”概念作比,指出:“旧约的欧米伽点是耶稣基督,新约的欧米伽点则是上帝的国。”终末即意味着“旧的历史走到尽头,新历史的伊始”,而这在耶稣基督的初临时就已经开启。

因此,历史并非毫无意义地流逝,而是“在基督里,归向上帝之国”的计划性旅程。张大卫牧师提及《使徒行传》28章的结尾,保罗在那里“放胆传讲上帝的国,并讲论主耶稣基督”(参徒28:31),正是基于这份确据。同时,他也提到耶稣复活升天前,门徒曾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参徒1:6),这个问题中就包含了他们对“国度复兴、即上帝之国完成”的盼望。对生活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而言,同样地,这国度已经开始却尚未完全,并在现今不断扩张。我们在祷告中求“愿你的国降临”时,正是在这种“末世性的确据与当下的参与”中祈求。

也就是说,以弗所书里保罗宣告的“罪恶旧历史因十字架而结束,新生命历史已经开启”,同时向今日的教会显示我们应当拥有怎样的“历史意识”。张大卫牧师打了个比方:“若不知道历史的终点,就如同在茫茫大海中不知船往何处去,只能随波漂流。”然而,基督徒却有清晰的目标——“上帝之国的完成”。因此,我们在基督里的人生与事奉,就是“参与历史大潮”的行动。虽然身处在世,却像一粒芥菜种(参太13:31-32),看似渺小,却能生长,像面酵一样渐渐影响全团(参太13:33)。

张大卫牧师强调,有了对“历史救恩与上帝之国降临”的确据,自然就生发出“赞美与感恩”的属灵态度。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里保罗以整个人生来赞美上帝,因为他深深知道了“必须要赞美的理由”。这理由并非只是心理安慰,而是关乎从罪中被拯救的“十字架事件”带来的感动与震撼。每一个人本都是“可怒之子”,被今世风俗和空中权势捆绑,根本无法靠自己达成救恩。然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交付出去”,使我们得以“白白”地领受救恩,也因祂拆毁了罪与死的权势,使人重新站立在强而有力的生命之中。这份感恩转化为赞美,自然而然地洋溢出来。

同时,经历这恩典的人会怀着感恩的心来服事世界。张大卫牧师结合以弗所书第二章10节里“行善”这概念说明:感恩与赞美不只停留在口头上,还需要结出“行动之果”。正如过去曾是“罪魁”的保罗,领受恩典后献上一生传扬福音。对今日信徒而言,同样需要以“因从罪恶中被拯救而生发的感恩”,在生活中行善并致力于上帝之国的扩张。这并非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并与基督一同得着权柄”时,方能如此践行。正因此,张大卫牧师总结说:“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正是要我们在祂所预备的道路上行善,而在这种生活里上帝的荣耀会彰显出来。”

由此可见,以弗所书第二章可说是“让我们生发无尽感恩与赞美的‘恩典之章’”。纵然我们自以为活着,但从上帝的视角看,人却因罪而处在死亡状态;如今既在基督里得着真正的生命,就理当“重新活出”与救恩相称的样式。张大卫牧师总结说,这正是“以弗所书向我们传达的福音信息”,也是我们理解“宏大而深邃的上帝救恩计划”的实践钥匙。过去因罪而偏离轨道、被判为“死亡”的人,如今在基督里被造为新造的人,并被呼召去行善,这就显明了所有基督徒存在的理由与使命。当我们牢牢抓住这一点,即便现实再黑暗、撒旦的势力再嚣张,也能相信历史早已指向“在基督里已然定局的未来”。

因此,张大卫牧师借着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信息强调:“那些从过犯罪恶中被拯救,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并与祂同坐在天上的人,应当让这福音成为自己永恒的颂歌与祷告。”正是在这赞美与感恩之中,教会整体才能更加健康,并在世上发出良善的影响力,最终朝向“上帝之国的复兴”而迈进。他常常在信息中提到:“我们所乘的船,其终点明确,那就是上帝的国。在基督里万有将被合一,旧的历史已因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告终,新的历史已经开始。所以,你们不要动摇。因恩典得救的你们要行善,要赞美并感谢。”这是他对信徒们的劝勉与总结。

张大卫牧师透过以弗所书第二章的阐释,其实是在重新唤起教会与基督徒的身份意识:“你们曾死过,如今却活了;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终将盼望上帝之国,并在地上为善而活。”抓住这一核心,所生发的感恩、赞美与确据就会更新我们的人生,并成为我们向世界见证福音的动力。换句话说,以弗所书第二章可视作所有“因耶稣基督而从死转向生、从忿怒转向恩典”之人的共同见证。而这进程的终极目标,就是“上帝的国”。通过基督蒙恩得救的我们,都已受邀参与这波澜壮阔的历史行列,因此理当以赞美和感恩来回应。张大卫牧师所要传达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最核心的信息,正是这份结论。

保罗的见证与福音的普遍性——张大卫牧师

1. 使徒行传第22章的历史背景与张大卫牧师的神学解读

张大卫牧师在解读《使徒行传》第22章时,首先深入考察了该章节在历史背景上的脉络,特别关注到第21章的最后一节与第22章开头的连接处。本段经文记载了保罗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捕后,当着千夫长的面,用希伯来方言(亚兰语)向那些对他怒不可遏的犹太人群众进行辩白的情景。张大卫牧师强调,当时保罗使用希伯来方言,不仅仅是出于沟通层面的需要,更对当时犹太社会、聚集于耶路撒冷圣殿的散居犹太人(侨民)、以及那些宗教热忱高涨的群众造成了心理和情感上的冲击。他指出,当保罗提到自己是正统犹太教法利赛派出身,并曾在迦玛列(가말리엘)门下受教时,这些人很可能感到震惊;也正是通过这样的陈述,保罗先以自己的背景和正统性来做自我辩护,可以视为一段“序言”。

接着,张大卫牧师留意到,为什么赶来耶路撒冷的人们对保罗会如此愤怒?直接原因是他们误以为保罗带外邦人进了圣殿,但更根本的缘由在于保罗坚称福音也应传给外邦人,这一点让他们非常排斥。彼时,在犹太人社会内部,对于如何应对罗马帝国的统治,存在多种派别:撒都该派、法利赛派、艾塞尼派以及奋锐党(或称热心党)等。张大卫牧师详细说明了这四大主要思潮如何与罗马当局保持或多或少的关系,并通过何种方式等待上帝的国降临:撒都该派多由贵族阶层和祭司群体组成,部分与罗马权力合作;法利赛派则通过严守律法来追求洁净,相信只要过无罪的生活,上帝的国就会降临;艾塞尼派选择进入旷野,过着与世隔绝的激进禁欲生活,拒绝投入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中心,而更注重维持团体自身的纯洁与虔敬;奋锐党则试图以武力手段驱逐罗马势力,渴望借激烈行动来“加速”上帝国的到来。保罗原本是法利赛派出身,注重自治与律法,但在主的呼召下,他顺服了圣灵对于“福音应及于外邦人”的启示。

在剖析这纷繁复杂的宗派、政治背景后,张大卫牧师进一步关注到,保罗如何透过见证与论证为自己辩护。保罗首先声明自己是来自颇受犹太人尊敬的城市——大数(다소),且曾在迦玛列门下接受严谨的律法教育。张大卫牧师说明,这样的交代并非随意之举,而是要表明他并非某个持“异端”观点、从未受过正统教育的人,而是彻底接受过犹太传统与律法培训的人。此外,保罗也如同在《腓立比书》3章5节所言,自称自己是“第八天受割礼的正统犹太人,属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按律法说是法利赛人”。这番言语等于是全面动员了保罗曾拥有的犹太身份与资格,强调他并非“背教者”或“异端首领”,而是一位曾对律法极度热心的犹太人。

保罗继续陈述,向那些当下依然怀着同样“热心”的人群告白说:“我以前也是像你们一样热心过。”保罗过去曾迫害并杀害那些跟随耶稣之道(“这道”)的人,但如今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尤其讲述了自己卷入司提反(斯提反)被害之事:曾替那些用石头打死司提反的人看管衣服,并且从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和长老们领取公文,要去大马士革(다메섹,即大马士革)抓捕信“这道”的人。张大卫牧师评论说,这些细节再次印证了保罗曾极力要消灭耶稣团体之事实,而在场的犹太听众也难以否认保罗过往的“事迹”。

张大卫牧师尤其强调保罗在往大马士革途中听到主声音的这次事件:那道“大光”颠覆了保罗的存在与思维,倒地后的保罗听见主的声音责问:“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迫害的对象究竟是谁?原来正是“拿撒勒的耶稣”。这成为保罗生命的重大转折点,他随即失明三日,在深刻的悔改和静默中反思。此后,藉着亚拿尼亚(아나니아)的帮助,他受洗并得了医治与新的使命。张大卫牧师在此指出,这段描述充分展现了“拣选与启示”的神学:即便是罪大恶极的人,也能成为神呼召并悔改的对象;正如保罗后来在《罗马书》中所说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一真理在保罗自己的经历里早已深深埋藏。

亚拿尼亚对保罗的劝勉可以浓缩为一句“兄弟扫罗啊,你可以重见光明了”,这不仅仅指身体上的复明,更意味着信仰视角的彻底更新。同时,他对保罗发出的“你不要耽延,要求告主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之请求,也象征了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完全有别于传统犹太教礼仪的新信仰告白。保罗借此在群众面前详尽讲述自己如何悔改的过程,同时也对那时行使宗教审判权的犹太公会(Sanhedrin)及宗教领袖们的本质提出质疑,并彰显自己曾经拥有的正统地位。张大卫牧师进一步指出,保罗的见证不仅在为自己辩护,也是对“任何人只要在耶稣基督的真光中,都能经历根本性归正”的福音本质做了传扬性宣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大卫牧师强调了保罗在重返耶路撒冷圣殿祷告时所见的异象。保罗讲述说,当他在圣殿里祈祷时,主对他说:“你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这里的人不会接受你的见证。”在保罗心中,耶路撒冷是传福音的首选之地,他渴望向同胞、从前的同伴证明自己为何如今传扬那位原先被自己逼迫的耶稣。张大卫牧师解读,这正是保罗想要让他们知道“我为何开始传扬我曾经逼迫的耶稣”。然而,主却对他说:“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这句话激怒了在场的犹太听众,他们认为将福音传给外邦人,触犯了“选民”自我认定的界限,于是大喊:“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也不配活!”张大卫牧师指出,这是典型的“历史的野蛮性”与“宗教的狭隘性”结合的案例。最终,保罗因为宣称自己拥有罗马公民权,而避免了非法的鞭打和酷刑。张大卫牧师对此解释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俗帝国的法律在此刻反而保护了保罗,使他免于宗教极端主义的迫害。

2. 围绕保罗的见证与“拣选教义”的张大卫牧师神学阐释

张大卫牧师以经文中保罗的见证为中心,深入探讨了其中所体现的“拣选教义”的神学含义。保罗在本章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大马士革路上的戏剧性归正经历:过去他是热心的宗教人士,但其热心往往体现为暴力镇压、守护本族与传统。他从耶路撒冷大祭司和长老那里领到公函,要去捉拿、囚禁属于“这道”的人,甚至参与用石头打死司提反的行动。然而在“大光”和呼声的冲击下,他亲身遇见了耶稣基督;在失明的三日里,他为过去的罪行痛悔,随后得到新生。

张大卫牧师注意到,保罗在各处宣讲时始终强调,这种拣选与呼召并非自己主观努力或公德获得,而是完全基于上帝的恩典。保罗常引用《罗马书》8章所言“祂预先所知道的人,又召他们称义”,以及《约翰福音》15章“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将其与自己的归正经验结合起来。换言之,保罗的归正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反省或功劳,而是神主权的介入和恩典所成就的事件。

在这里,张大卫牧师再度引用保罗的名言:“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从前作为迫害基督徒的头号“恐怖”人物,保罗却被神拣选为“外邦人的使徒”,这正体现了神的作为超越了人类道德标准或功劳的限制。亚拿尼亚当初收到要去见保罗的命令时也很犹豫,但当神宣告“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时,亚拿尼亚只能顺从。这也表明,无论人的品格如何败坏、曾犯过怎样的罪,只要神拣选,祂就能让这人成为祂恩典的管道。此乃福音最核心的信息之一。

那么,在神“拣选”的同时,又如何与保罗自身的“自愿”相结合?对此,张大卫牧师强调保罗归正后立刻禁食祷告三日,这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不适,更是他在神面前彻底反思过往、祈求赦免,并全心顺服未来道路的时刻。“主啊,我当作什么?”正是被拣选的人最根本的回应方式。就此而言,保罗对神的呼召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张大卫牧师也指出,虽然人无法凭自己的努力得救,但被拣选者必然承担起圣洁使命与新的身份,并以顺服来践行这份呼召。

同时,张大卫牧师认为,保罗在自我见证时,反复提及“我是罪人,是逼迫耶稣的那一个”,正是要凸显“恩典的拣选”。这“拣选”不会带来骄傲,反而使人更加谦卑与感恩。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也说道,他曾视为荣耀与成就的一切,如今都看作“粪土”。这是因为他深知,人无法靠自身地位或学识或任何热心获得救恩,唯有认识耶稣基督才是至宝。张大卫牧师指出,这个认识的出发点正是《使徒行传》22章里保罗在大马士革经历的大光与之后亚拿尼亚的帮助、受洗并重见光明的过程。

总结而言,张大卫牧师认为,保罗的见证不仅仅是个人归正史,更是展现了“拣选与恩典如何改变历史”的重要案例。从曾经的福音头号迫害者,转变为最强有力的福音传道者,正是圣灵如何呼召并更新人生命的具体体现。保罗的归正也展现出这样一幕:一个在犹太教身份认同极深、并具有民族主义或律法主义立场的人,如何被神翻转成“外邦人的使徒”。如张大卫牧师一再强调,这充分证明了神的呼召和拣选,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并将“福音的普遍性”彰显给世界。并且,这种历史也绝非只发生在保罗身上,而是至今仍在彰显的福音大能。

3. 耶路撒冷的冲突、对外邦人的接纳,以及福音的普遍性

在《使徒行传》22章后半部分,张大卫牧师从犹太群众爆发的巨大愤怒看到了对“福音普遍性”的反面印证。当保罗传递出“我必差你往远方外邦人那里去”(意即主对他的差遣),犹太群众顷刻间就拒绝再听,喊道“这样的人不配活在世上!”由此可见,他们的震怒不仅在于与外邦人交往的问题,更在于对“神的统治和救恩范围是否只局限于单一民族、单一宗教社群”的顽固坚持。张大卫牧师指出,这种排斥也恰恰是“热心”所带来的另一面。当他们如此热衷于维护选民意识、坚守律法、维护摩西的传统时,突然听到外邦人同样是恩典对象的消息,便觉得无法忍受。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在这种场景中,原本被犹太宗教领袖和大众打为“异端”的保罗,反而得到了罗马帝国法律的保护。千夫长在知晓保罗是罗马公民后,意识到若未经正当审问就鞭打他将违法,于是心生惧怕。张大卫牧师在此提出“究竟谁更文明、谁更野蛮”的质疑。古罗马拥有当时最完善的法律和行政制度,反倒保护了这位被视作“异端”的福音传道人;而那些自认为恪守神的律法、以守护信仰为己任的犹太人,却在此事上展现了狭隘与暴力。这也说明,无论是任何人间制度或民族背景,都无法自动保障真正的信仰与真理。对于自认为“被拣选的民族”的人而言,当选民意识演变成对他者的排斥和暴力时,便与神真正的心意背道而驰。

谈及本章时,张大卫牧师指出,教会之所以要成为“新群体”,其背后正是这样的神学逻辑:神拣选亚伯拉罕后裔的目的,是要藉他们祝福万族;然而犹太人常常把“分别为圣”当作维护自己、彰显宗教或民族优越感的理由,忽视了“服事列邦、传扬真理”的使命。《使徒行传》22章后半部的群体暴力与愤怒,正是这种立场的极端化表现。与之相对,比之犹太人的律法主义与族群壁垒,福音依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已突破了民族、语言、阶层的藩篱,具有普世性。当保罗公开自己是罗马公民后,反而获得罗马当局的保护,也可以视为“福音不分犹太与外邦,甚至在罗马帝国体制内也照样有空间”的象征。

张大卫牧师继续指出,保罗正是依靠这一法理保护,后来一路上诉并传道,直至罗马,最终甚至在皇帝面前为自己的使命作见证。之后的经文也验证了这一过程正朝向《使徒行传》1章8节“直至地极”的福音广传应验而前进。这一切都表明,神的旨意可以利用帝国的制度、军队、行政体系等作为反面或间接的助力,让拣选者得到保护,让福音传得更广。换言之,张大卫牧师强调,教会不应将“世俗政权”视作绝对正义,但必须看见,神有时会使用这些外在权力结构,让福音使者在更大的范围里传道。

最后,张大卫牧师提醒我们,在阅读本章时,不能只把耶路撒冷群众的暴力与偏执看作“与我无关”的历史事件。现代仍有许多形式的宗教排他主义、民族优越论、以及教派本位主义存在于教会内部或周边社会,这些同样会激发冲突,甚至扭曲福音本身。保罗所领受的呼召——“我必差你往远方外邦人那里去”,可谓开启了教会宣教史的源头,也是教会在当下依然要持续追求的普遍使命。耶路撒冷圣殿的围墙被打破,福音扩散至外邦世界,这也见证了“凡听见福音并信的人都能得救”这一应许。而带领这段旅程的关键人物是保罗,而呼召他的正是耶稣基督。对此,张大卫牧师总结道,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也是教会存在的根本意义。

综合而言,张大卫牧师透过《使徒行传》22章传达了三方面的重要信息:

宗教的热忱与严苛的律法主义,并不必然等同于真信仰。

保罗的戏剧性归正彰显了神主权的拣选与恩典,证明任何人都不能凭背景或功劳得救。

福音具有超越特定民族与文化的普遍性,必须伸向外邦世界。当耶路撒冷的群众拒绝这一真理,反倒是罗马政权保护了保罗,这种反讽进一步见证了神的旨意会介入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完成福音的大业。

最后,阅读《使徒行传》22章时,信徒应当反思自己内里是否也存在狭隘和偏执,以及是否成为了神普世救恩计划的绊脚石。张大卫牧师提倡持续保持警醒与省察,以真正活出教会作为“新群体”应担负的使命与顺服。因此,《使徒行传》22章乃是教会和信徒永远需要警醒与思考的经文,正如张大卫牧师所言,它在当今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